《周礼》面世后，其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，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争辩，近现代学界依然争论不休，迄无定论。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：

1．西周初年周公手作说

即认为《周礼》是西周周公姬旦亲自撰作。刘歆首创此说。他认定其为“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在斯”，即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。东汉末年，经学大师郑玄因袭其说，在《周礼·天官·叙官》“惟王建国”之下注曰：

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，谓之《周礼》。营邑于土中。七年，致政成王，以此礼授之，使居雒邑，治天下。

其后一大批学者，如唐代的孔颖达、贾公彦，宋代的王安石、张载、李觏、曾巩、司马光、朱熹，清代的魏源、汪中、惠士奇、江永、孙诒让等也都力主此说。唐贾公彦在《序周礼废兴》中说：“唯有郑玄遍览群经，知《周礼》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故能答林硕之论难，使《周礼》义得条通。”南宋朱熹明确指出：“《周礼》是周公遗典也。”称之“盛水不漏”，认为非周公不能作。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《周礼正义序》曰：“粤昔周公，缵文武之志，光辅成王，宅中作雒，爰述官政，以垂成宪，有周一代之典，炳然大备”;又在《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》中说：“此经为周代法制所总萃，闳章缛典，经曲毕晐。”

周公作《周礼》说在古代影响最大，信从者最多。但各家均未能提供可靠的证据。此说尚存在疑点，如，《周礼》中官职名称、公田大小与周初的实际情况不合，而且文字风格也与当时实际不符。故周公作《周礼》说当存疑。

2．作于西周、作者不详说

持此说的主要为现当代学者。如蒙文通在《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》中认为，《周礼》“虽未必即周公之书，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，而非东周以下之治”。日本学者林泰辅的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，对《周礼》所见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以及伦理思想、政治制度等进行了详细分析，认为《周礼》作于西周末的厉王、宣王、幽王时期。陈汉平在《西周册命制度研究》一书中，就册命金文所见西周官制多与《周官》内容相合之现象对《周礼》成书年代进行推断，表示其倾向于《周官》成书在西周之说。李学勤《新出青铜器研究》一书将《周礼》与金文对照研究，通过出土金文“裘卫”考证《周礼》“司裘”，指出“司裘官名只见于《周礼》”，其它任何古书都是没有的，他进而认为这充分表明了《周礼》的真实可据，同意《周礼》一书产生于西周的观点，但不认定它一定是周公所作。汤斌、白玉林《周礼概述》认为，仅就根本制度和经济水平来考察，《周礼》的设官分职是以西周前期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。朱谦之《周礼的主要思想》说：“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，不见于其他古籍，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，又其所载官制与《诗经》之‘大雅’、‘小雅’相合，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。”训诂学者洪诚从语法角度探讨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，他在《读<周礼正义>》中指出，《周礼》成书当于西周宣王中兴时代，最晚不会晚于东周惠王后。

3．作于周室东迁之后，平王至惠王之间说

当代有学者认为，《周礼》“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”。金景芳在《周礼》一文中，详细考察《周礼》的语法、封国之制、畿服之制与周制的差异后推论说：“我认为《周礼》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。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，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。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。例如封国之制、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，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。这个方案，具有时代特点，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，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。原因是春秋战国时，周室衰微已甚，降为二、三等小国，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。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，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。”

王宁等在《评析本白话十三经》中认为：“《周礼》一书是在周王朝东迁以后，即在东周平王至东周惠王之间（公元前770年—公元前676年）产生的，作者极有可能是管理档案材料的官员。书中所反映的周制，当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，也就是沿用殷制时的周制，同时又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设想。”该书还指出，《考工记》本是另外一部书。书中云：“秦之无庐也，非无庐也，夫人而能为庐也。”又云：“郑之刀，宋之斤，鲁之削，吴、粤之剑，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，地气然也。”秦封于周孝王时，郑封于周宣王时，则《考工记》书必在西周孝王和西周宣王以后出现。《南齐书》里记文惠太子萧长懋镇雍州时，有盗发楚王冢，得竹简书，青丝编，凡十余编，以示王僧虔。王僧虔曰：“是蝌蚪书《考工记》。”据此可知，《考工记》也绝非秦朝以后的人所作。

4．作于春秋说

当代学者刘起 [缺字] 搜集《周礼》以外的所有职官文献，又采用郭沫若《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中的金文官制材料，写出《两周战国职官考》一书。据此研究成果，他在《<周礼>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》一文中说：“《周礼》一书所有官职资料，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、鲁、卫、郑四国官制范围。”“所以《周官》一书，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，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。”王雪萍《<周礼>饮食制度研究》认为，《周礼》所叙述的各种制度，主要反映的是西周中后期的典章制度，成书过程中也受春秋时期多种思想观念的影响，由此判断“它成书于春秋时期”。

5．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，孔子及其弟子为写定者说

谢祥皓、刘宗贤在《中国儒学》中认为，《周礼》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，是周公经国治政的产物，“即使不是周公亲自制定，也必然是在周公的主持或指导之下完成的”。“不论今存《周礼》究竟写于何时，在周公时代必定已经具有了它的雏形。”其结论是：“今存《周礼》乃形成于周公，写定于孔门，传世于刘氏父子。”即《周礼》的最终写定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，最终写定者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，刘歆使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。唐镜、刘庆华亦认为《周礼》规模宏大，应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。其中既有对夏、殷两代礼制的承袭，又有对周代礼制的改造或新定，更多的则是理想的规划或设想。其写定或当在春秋末到战国时。其书只能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门弟子所作。而其最后面世，确实经过了刘向、刘歆父子。此说可谓折衷之说。

6．成书于战国说

此说始于东汉的林孝存（即林硕，或又名临硕，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作“临孝存”）和何休。据贾公彦《序周礼废兴》所述，林孝存认为《周礼》是“末世渎乱不验之书”，故作《十论》、《七难》以排弃之。东汉何休认为，《周礼》是“六国阴谋之书”。“末世”、“六国”皆指战国时期。汉儒张禹、包咸，唐朝赵匡、陆淳，宋代刘敞、欧阳修、苏轼，明代季本，清代崔述、皮锡瑞均信从何休说。皮锡瑞指出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帝时得其乐人窦公，献其书，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《大司乐》章也”的记载，由此并根据其他一些记载，认定六国时已有此书。今人郭沫若、范文澜、钱穆、顾颉刚、杨向奎、黄沛荣、金春峰、沈长云、李晶等亦持此说。

此说在具体早晚分期及作者地域等问题上，又有异说。如，沈长云、李晶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，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《周礼》所记载职官系统仔细比较，发现春秋时期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各职官的官称、具体职掌上，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《周礼》，故他们判断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叶，或当在战国前期。顾颉刚、杨向奎二位先生把齐国文献《管子》与《周礼》对照，从其什伍组织、授田制度、“足甲兵”的法令与《周礼》所记相似中，断定《周礼》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所作。金春峰则认为《周官》是战国晚期、秦统一之前秦地学者的作品。沈长云、金春峰等学者，除注重对文献进行稽考外，还采用了金文、出土秦简等新出土文献材料，这一研究亦具有方法论价值。

按，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说，是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。笔者亦赞同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说，而其成书于早期抑或晚期，作者的具体国别，则可作进一步讨论。

7．成书于秦朝说

南宋魏了翁在《鹤山文钞·师友雅言》中认为，《周礼》为“秦汉间所附会之书”。清代毛奇龄在《经问》卷二中云：“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。”梁启超在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中断言：“这书总是战国、秦汉之间，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，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。”陈延庆《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》认为：“《周礼》制作年代的上限，不早于商鞅变法。……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。……《周礼》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，是在秦始皇帝之世。”史景成《周礼成书年代考》认为，《周礼》作于《吕氏春秋》以后、秦统一天下之前。

8．成书于汉初、专人写成说

今人彭林持此说。彭氏《<周礼>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》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，他为摆脱传统的注重考证的研究方法束缚，着眼于《周礼》思想体系的研究。他未从考证《周礼》中职官、制度、文字形态、语言风格入手，而从把握全书的思想体系出发，详细剖析了《周礼》的治民、治官、理财、阴阳五行思想及其国家政权模式，认为该书主体思想具有由儒、法、阴阳五行思想三家紧密融合“多元一体”的基本特征，吻合汉初追求思想多功能的时代需求，断定《周礼》当成书于汉初高祖和文帝之间，且出自一人之手，“成书的下限，当不得晚于文景之世，即道家思想尚未成为主流派之前”。

按，凭借一人之力，要对一个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礼制作全面系统的规划是困难的，同时《周礼》书中多有互相抵牾之处，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不大。《周礼》表现的思想固然与汉初吻合，但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与理论形成、思想源头与其盛行时间之间，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。追溯其源头，汉初盛行的哲学思想，当在几百年前就早已存在。并且该书是由古文而非汉代隶书写成，故不太可能成书于汉代。此外，撇开传统的考证方法，单纯从书中的思想进行推论，也难以使人信服。

9．成书于西汉末年、由刘歆伪造说

此说始倡于南宋胡宏，其直接目的是借此反对此前北宋王安石援《周礼》变法的观点。胡宏在《皇王大纪论·极论周礼》中认为，刘歆伪造《周礼》，是为“附会王莽，变乱旧章，残贼本宗，以趋荣利”，故“假托《周官》之名，剿入私说，希合贼莽之所为耳”。南宋洪迈，清代万斯大，近人康有为、廖平、钱玄同，今人杜国庠等，均持此说。如万氏认为，《周礼》官制过于冗繁，赋税过于苛重，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，当是后人伪作。康有为在《新学伪经考》中说：

至《周官》经六篇，则自西汉前未之见，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、《河间献王传》无之，其说与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王制》、今文博士皆相反。莽《传》所谓“发得《周礼》以明因监”，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，盖刘歆所伪撰也。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，其伪群经乃以证《周官》者，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。

刘歆伪造《周礼》说在港台地区比较流行，如徐复观《周礼批判》、侯家驹《周礼思想渊源》等均从此说。徐复观在《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》中，分析了《周礼》一书的思想线索及其背景后，认为此书受到《管子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淮南子》以及董仲舒、桑弘羊等人的思想影响，由王莽草创于前，刘歆整理于后，是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。

按，此说不可信。早于刘歆的《大戴礼记·朝市》已记载《周礼》中“大宗伯”、“典命”、“典瑞”、“大行人”、“职方”等职文，刘歆不可能疏忽到有文献材料在前而后伪作的程度。况且《周礼》中有关礼仪的记载，也与当时流行的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多有不同。如若《周礼》系刘歆伪作，何以不弥合这些裂缝，而授人以柄？

要之，关于周礼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，聚讼纷纭，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。相信随着新材料的出现、学界对古书成书过程、作者概念等问题认识的加深，人们将会获得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。综合考量，当以“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”说较为稳妥。